1896年,清朝光绪帝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官局。1897年,大清邮局正式挂牌营业,中国近代邮政由此诞生。这个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为全国人民服务的邮政组织的成立,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那么,中国近代邮政事业起初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它与海关有着怎样的联系?当时中国人对邮政这种西方事物的态度如何?早期邮政发展都有哪些竞争对手?它通过怎样的交通方式运送信件?为什么说透过中国早期邮政发展历史可以窥见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身影?

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哈洛威学院历史系讲师蔡维屏多年来通过搜集档案史料,对以上问题深有研究,她于2014年10月14日受邀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做了题为“中国邮政的创立过程及其早期发展史”的精彩讲座。讲座结束后,澎湃新闻()记者另约时间对蔡老师进行了专访。

蔡老师为研究中国邮政发展史倾注了大量心血,她说接下来计划写两本书,“其一是中华邮政的历史,从1914年中国邮政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开始写起。其二则是民信局和信客的历史。”

蔡维屏:英国剑桥大学与布里斯托大学曾联合进行过一个海关研究项目,我参与其中,被外派到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档棺”)查阅资料,因缘际会之下接触到中国海关。我一直都认为海关是近代史中最有趣的机构,虽然很多行业与机构都有洋人的参与,譬如矿业、铁路、电信等等,可是维持最久,规模最大,制度上最完善的就是中国海关。

我在二档馆,包括天津档案馆,通过对海关档案目录的整理,发现有一个由海关主导的机构是被学者们严重忽略的,这就是中国邮政。与中国邮政相关的史料很多,也很有趣,比如邮路的开发,邮政系统是怎么建造的,它们都让我迷惑,我太想了解中国的西方式邮政是如何产生的了。

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申报》的,新闻与邮政的关系本就密切,我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注,从对《申报》的研究,到对邮政的研究,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把视野放宽,这背后就非常明确地体现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如何进行的,其中洋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中国人自己的主体性在哪里。

蔡维屏:对学者而言,英国可爱之处,便是自由,以及非常开放的史料分享。在英国国家档案馆都是可以随便拍照的,但有趣的是,大英图书馆反而因为经费不足,拍照都需要收费。在英国与邮政有关的资料非常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有不少关于中国邮政的地图,比如大英图书馆,除了古地图外,还包括现代邮政图,有邮政海关一起制作的,也有全国性的与分省的,而且许多个人书信都被捐赠给图书馆。

譬如说亚非学院图书馆,海关与邮政事物的往来书信,赫德(Robert Hart)、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等人的书信都有。有些已经被出版过,但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另外,皇家地理学会也藏有不少有关中国的电报、电信地图,和传教士在战争之后的分布图与往来图等。

这些地图主要有三种来源:一是英国海军在中国绘制的军用水文图,他们对中国地理知识很熟悉,尤其是从广州到舟山的水域,制作的水文图也极为精密;二是大英帝国的在华公使要定期把地图寄回给皇家地理学会,当然这些公使被分派在全世界,不仅仅是中国;第三种则是商业性的旅行观光地图,质量相对较差。

蔡维屏:这就要说到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了。赫德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他与自己的中国情妇有三个孩子。我知道对他的评价,在大陆、台湾和其他地方很不同,大陆的评价比较偏向负面,我可以理解这是为什么,但不得不说,我非常钦佩他,他书信的字里行间都给人一种他对满清政府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但又不能与之直接冲突的“爱之深,责之切”。

早在1861年,赫德就已经向恭亲王提出创立中国邮政的建议了,但直到1878年,才能开始做东西邮政路线年大清邮政才正式成立,这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他深谙中国的世事人情。

中国邮政主要就是在赫德的推动下,在上海、镇江、天津等六个地区(主要是通商口岸)做小型试验开始,逐步累积经验、知识,直至甲午战败后,在满清朝野都想要振兴国家的氛围下,才创立成功。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推动作用。李鸿章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官员,他希望成为邮政总办,最明显的好处就是由之带来的商业利益,他当然也希望满清可以通过邮政提高自身在国际上的能见度。

澎湃新闻:那也就是说,赫德和李鸿章都是支持大清邮政的,但邮政的创建过程如此缓慢,想必当时朝野上下更广泛的声音都是不赞成其建立的吧。

蔡维屏:对,不仅缓慢,而且是举步维艰。赫德和李鸿章很早就开始商量建立中国邮政了,但他们考虑到中国反对的人会很多,尤其是拥护驿站和民信局的人,邮政会直接触犯到他们的利益,他们可都是地头蛇呀。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契机,这就是把建立中国邮政直接写入条约中,造成一种这是满清在列强逼迫之下不得不为之的假象。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1876年《烟台条约》的签订过程中,英国外交官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却只字未提此事,赫德觉得这肯定是威妥玛嫉妒自己的权力太大,所以不希望邮政事业还归自己管,因此居然造成了一对几十年知交的反目成仇。

当然,赫德还是希望趁李鸿章在职的时候赶紧办妥此事,终于在签订《烟台条约》的隔年,敲定了德国人德璀琳(Detring Gustav von)这位李鸿章极为信任的天津海关税务司掌管冬季邮政路线的经营。天津距离北京不远,是重要的商业港口,而且诸多中外使节皆驻留于此,选择这里,是他们细密考虑后的结果。

海关税务司同时也是当地邮政的最高负责人,这些海关系统的工作人员甚至会为此和当地政府官员辩论。很多当地官员是反对新的邮政势力的,他们和民众的想法一样,这又是洋鬼子的“洪水猛兽”呀。当时一般民众连邮票都不知道是什么,怎么用,他们又怎么会支持邮政呢?但这些海关雇员就会强烈坚持,因为这是大清皇帝指定下来的,我是国家雇员,一个地方的官员怎么可以阻止帝国皇帝的命令呢?

澎湃新闻:民信局是大清邮政创立之初的商业竞争对手,可它到底是何种性质的机构?

蔡维屏:民信局是一个泛称,不同地方是有不同说法的,在北方和南方的面貌差别也不小,这是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导致的,就比如长江流域的民信局非常活跃,主要就是因为那里的水网繁密,通过发达的水路可以方便地运送信件。但它实质上提供的,就是类似于今天的私人送信服务。

自古以来就有人在送信,但不是说有送信的人,就可以说存在民信局了。在以前,寄信人和他委托的送信人与收信人都是熟识,这不是一种商业活动,只是替同乡的熟人服务,学界称之为“信客”。而民信局不同,它有商铺、商号、挂牌,而且它一定是一个有严密内部分工的组织,有人管账,有人送信,有人收信。价格也予以公示,通常是以距离为准,而非货物重量。

正因为如此,他们很多时候会给客人做顺水人情,尤其是南方。因为这里水运发达,所以在寄送信件的同时,还经常顺便寄送包裹、食物、药材等物品。在广东、福建地区,它还可以为华侨服务,把业务经营到南洋去,除了送货以外,还寄钱。男人们更是经常通过民信局寄送本该由妇女操劳的鞋袜、衣服等各种日用品。

现存于宁波天封塔碑林的《信寓(即民信局)呈请禁止脚夫勒索帮费给示勒石告示碑》古石碑,立碑日期为道光二十四年三月,是目前有关民信局的最早的直接证据。我在2011年时,还专门到宁波去拜访过这块石碑的发现者郑挥先生,他是一个博学的退休老干部、老革命,富有浪漫与理想的情怀,同时又是著名的集邮家,他有极为丰富的收藏,包括数百件清朝、民国时期民信局、信客和船递邮件及信笺,还撰写过92篇与中国民信局和信客相关的论文,很多内容都可以在郑先生的新浪博客“静海怡园”()上看到。

但这块石碑还不能确定民信局的创始时间,它只是有关民信局现存最早的实物证据。学界以往的论述倾向于认为它产生于明永乐年间,但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我现在也只能根据有限的证据推断,民信局有可能是嘉庆道光年间出现的。因为这时中国人口达到稳定增长的阶段,某些省份比如安徽、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增长得更快,造成农地有限的困境,人们就必须到外地谋生,这样民信局也随之产生。

蔡维屏:大清邮政开始创建时,民信局已经运营几十年了,所以一开始邮政是不可能与之直接竞争的,而且赫德和总理衙门的基本政策是不与民争利,如果在政策上打压民信局,就背上“与民争利”的恶名了。何况直接竞争一定会造成民信局的反弹,民信局的经营者在地方上都极具实力,他们的结算是年度结算,没有一定的资本和人脉,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如果民信局联合起来给清政府施压,清政府一定会反过来干扰邮政运营的。

因此邮政只能以柔顺的策略追求与民信局和平共处。譬如希望民信局加盟他们,尤其是通商口岸的民信局,这就导致民信局在当时享有诸多特权。比如说有人去登记在大清邮政下的民信局寄信,钱就直接归属于民信局,大清邮政还无法定价,只是拥有一个名义。

当然这种柔性的政策不会太长久,毕竟建设邮局的初衷是用它来赚钱的,而现在却一直需要海关去补人员等经费的支出,这怎么行?所以邮政和民信局的蜜月期不会很久。不久之后,大清邮政就要求民信局交付一定的登记费,这就造成两者之间紧张的关系。于是,在民信局向大清邮政过渡的时期,经常会出现一封信需要通过两个系统合送的情况。比如某封信要从上海送到宁波,那要过钱塘江,但大清邮政是送不过钱塘江的,因为那条水路全归民信局管,这就需要大清邮政先把信送到民信局的某一铺号,再由民信局送达目的地。

客邮的起源与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相关。其中第四条规定英国在华公使有权利雇佣自己信任的人送信,且受到与为清政府送信的人一样的待遇和保护。又因为最惠国待遇原则,这就等于所有列强都有理由在通商口岸设立自己的邮局。

在列强看来,本国邮局进来,是在大清无法提供相关邮政服务时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华人员通过本国的邮政系统,借由英法等国的轮船就可以直接送信回国了。于是,法国在1861年,美国在1867年,接下来俄国、日本、意大利也陆续在中国创立了邮局,这些外国邮局机构,统称为“客邮”。但中国百姓一般不会通过它寄信,所以它不是大清邮政的主要竞争对手。赫德对客邮其实是极为关心,他一直希望说服英国邮局撤走,但发现其他国家不撤走,尤其是日本和德国非常坚持,也就罢了。

客邮的变迁历史,可谓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早在1920年到1921年的华盛顿太平洋会议上,驻美公使已经拟定了一个客邮退出中国的时间表。1922年各国也签订了同意书,国人希望客邮于1923年完全撤出中国,但华北地区的日本客邮从未撤出,在西藏的英国客邮也是,它们最后撤出,已经是1950年代的事情了。直到1941年,中国邮政才正式加入国际邮联。

澎湃新闻:早期中国邮政主要是通过什么方式运送信件的?它的路线规划又是如何进行的?

蔡维屏:每个地方的送信方式均不同,比如长江上游就会用木筏,但主要是以陆路、人力为主。运输方式多种多样,甚至骑骆驼,后来在上海地区还有庞大的脚踏车队,真可谓一道风景!后来汽车自然而然地加入了,火车的引进对邮政路线的扩展有更实质性的帮助,尤其庚子拳乱之后,京汉铁路、正太铁路等铁路的建成,就使邮政的服务范围扩展到了山西、陕西等地。

邮政的路线规划,一开始主要是以大都市为主,但他们知道邮政一定要脱离通商口岸的局限性,因为是要为广大中国人服务的,要逐步扩展服务网络,所以下一步就是与省城和重要的商业市场结合,接下来再与乡、镇等小的行政区结合。他们很注重铁路路线将要到达哪里,并预想铁路接下来怎么展开,这都很有前瞻性。

但是早期邮政的人手和资金都是有限的,所以在大都市,一般会有正式的邮局、邮筒。但在城乡,一般会在商铺中设置一个代办处与很小规模的信箱,请其代收,因为与商铺结合可以节约很多资源,而它们也原本就是民信局的收信点。

1903年,清政府在上海青浦县城和朱家角等地选择殷实商铺代办邮政业务,朱家角邮局就设在早在1875年就已开办的协源民信局代办处内,称大清邮局朱家角邮寄代办所。最初协源民信局在老百姓心中有一定信誉,所以公办邮寄所业务大大不如民信局。但公办邮寄所船只运送实力足,邮路又广于民信局,不久以后协源民信局就被邮寄代办所取代了。图为大清朱家角邮局遗址。

蔡维屏:对,但之前的民信局不用邮票,它是事先规定价格。付款时,可以寄信人付也可以收信人付,各付一半也可以,因此信封上会明明白白地写着“邮资已付”、“邮资未付”。

大清邮政使用邮票,但当时国人对邮票是很陌生的,所以很多邮筒上都不得不直接强调寄信要贴邮票。相比民信局,大清邮政有日夜送信的服务,有些人会因为这个原因选择使用邮政送信。

现存有一份时人黄子贤去信弟弟黄子植的信封就很有趣,黄子贤特意在封套上写着“邮票已贴”,仿佛害怕邮票掉了或者被人撕下来,导致信送不出去一样。除此之外,还写着“至急勿延”,但他却不愿意贴一枚五分的邮票(早期邮票面值从一分到五分不等),似乎认为送信人员看到这几个字,就会体谅他心中的十万火急之感,也会同样十万火急地给他送信一般。

澎湃新闻:为什么说研究新的交通和信息传播方式对理解中国的现代化有重要意义?

蔡维屏:或许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路线都不同,但其艰辛是相同的,即使是日本也没有表面上那么风光,很快就陷入军国主义的泥沼。中国的现代化走得非常非常辛苦,而我认为邮政就很好地反映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它是新与旧的融合。新的东西到了中国,总会发展出自己的特色。

从西方传入的邮政事业与海关不同,它深入到中国内陆,面对的人情风物都不同,它必须要和当地的文化相融合。比如关于邮政人才的培养,赫德一开始就希望与当地学校结合培养邮政人员,因为如果直接由当地学校推荐邮政人才,不仅可以节省邮政经费,还省下旅费、住宿费的开销,并且减少妻离子散的痛楚。这些都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外来事物“在地化”(本土化)的最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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